中国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东方道种智,证得依林薮——新版《吉檀迦利》译后记-漫漫生死道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04日 阅读:48 次

东方道种智,证得依林薮——新版《吉檀迦利》译后记-漫漫生死道

真是奇迹一般,居然一气译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献歌》(Gitanjali),即我们通常音译为“吉檀迦利”者。时属印度的高温,酷热的暑夏之气盛大而无敌,我大概是身中热毒的中国朝圣者,在马不停蹄、密不透风的时间中高强度作业,几乎是在饮着甘美的诗篇俞流江,和着盛夏的繁华,终其篇章而搁其笔墨。
惟愿此崭新的中文译笔能得着众人的欢喜,虽说是新译,却不得不向前辈译人与各个时代的译家致敬,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冰心译本,自有其不容无视的丰碑式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白话翻译权健洁净宝,因语言尚在擦试之间,别有一番扑茂的拙劲之美在突显,自具一股不夺的气象。而现在的汉语则愈发腻滑,以至俗烂,好端端的意思,经常找不到半个鲜亮的语辞与句子,收摄不住意思,呈现不出物像与人心,故有德国诗人盖奥尔格的感慨:“语辞破碎处,万物不复存”,珍妮巴斯这其实也是译人的内心甘苦,于此不一一细表。
有趣的是,译毕全卷,记得正好赶上了泰翁的生日。然而,第二天的夜晚,我住在加尔各答靠近恒河西岸的般若楼里,与印度的朋友聊天,他们突然告诉我说:明天是泰戈尔的生日!彼时的我不免一愣:他的生日不是5月7日吗买好网,我们中国这边的诗翁之信徒们,还刚刚在《外国诗歌精选》的微信公共号上纪念过他呢!他们说:是的,那是英国人提供的时间,而我们有孟加拉的日历,正好相差两天。原来如此!
泰戈尔的生日既是孟加拉地区的庆典,亦是国家的节日。无论是东西孟加拉,还是那个与《吉檀迦利》的成书关系甚密的寂乡(Santiniketan,桑地尼克坦,意为"和平村"、“沉静之乡”),都在举行系列的纪念活动。彼时,我曾拿出一帧泰翁与甘地的合照,问一些当地的大学生。他们笑着答曰:我们惟是喜欢泰戈尔,不喜甘地!
而我终于能够结束此一译事,似乎也当是得诗翁之授意了,曾几番梦魂与共,终于心愿以偿。可能,离他的住家之直线距离甚近,便是其中一个比重不小的原因吧!毕竟隔河相望,不过十来公里的路程。上海的一位朋友如此说道,“实得地力之助也!”愚甚以为然。
犹记得去岁初至诗翁在加尔各答城里之王侯一般的旧宅邸,还有此后三次朝圣之深刻印象。譬如,第一次我入其故居之时,恰如彻尽心源,直奔究境,故曾记之如次:
“曾经的那个人算是什么呢?渺小的造物,失路的童子,骄傲、懵懂、无比虚妄,于无明深缠中,惟是沉沦与自弃。若非借着您的歌唱,以您诗国丰裕的光辉来照亮,今日还当于生的黑夜、死的迷途中徘徊,瞻前顾后,左右无望。有一种慈悲堪称盛大,如同恒河流溢,您盛装在身,却走下了高耸的王座,把他自尘埃中扶起,给出荣耀,给出道路与方向。故我有此劫波度尽,艰辛历遍,一路礼拜而来的一万里的长梦,终于,抵入了您的门前,立在这里,梦想成真。”
嗣后,我又随着泰戈尔的私人脚踪,朝觐过他曾经在喜马拉雅山生活过的阿莫拉、拉姆格尔等僻静山区,那些旧日岁月曾行走过的圣者屐痕,犹如一个又一个时间之外的梦境。后来我也一并写入了《从大吉岭到克什米尔——漫游在喜玛拉雅山的灵魂深处》一书中。


1913年12月10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Grand H?tel举行的诺贝尔颁奖盛典上,由该届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了当年的文学奖,颁给英属印度(Anglo-Indian)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其颁奖理由是: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雅的诗句,出之于完美的技巧,并由诗人自己用英文翻译表达,使他那诗意盎然的思想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瑞典皇家学院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哈拉德·雅恩(Harald Hj?rne)在颁奖辞中进一步说道: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Gitanjali),即《献歌》,是一部宗教性质的颂诗,他的这部作品尤其引起了评委们的关注。去年伊始,这部诗集里面的作品,已实实在在地归属到了欧洲世界的英语文学里面。虽然,就作者本人的教养与创作实践而论,他确实是一位印度语的诗人,但他却为自己的这些诗歌披上了一件新装,而这一新装,在其形式与个人灵感的独创性方面天蓝蓝歌词 ,堪称完美。故使得英国、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文明世界里,那些对高雅的文学尚且抱有兴趣,并予以重视的人士能够接受与理解他的这些焕发异彩的诗作。现在,各方面的赞誉纷涌而至……”
彼时,因泰戈尔本人住在西孟加拉葱郁林薮中的寂乡深处,不能亲与现场,便自印度发来一封电报,由英国的朋友克莱夫(Mr. Clive)代读,以之作为临时答辞,其辞云:
“我向瑞典皇家学院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这种恢弘的理解,俾使遥远的距离变短,陌生的人们成为了地上的兄弟。”
我曾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过,虽然凭其薄薄的一卷《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整个过程看似事出偶然,其获奖也的确充满了戏剧性,其中,缺了无论哪一个环节,都不会有后来的文学之历史。但我认为,泰戈尔获奖,非仅泰戈尔之荣幸,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是它一百年多年的颁奖史上最值得庆幸、最无争议的一次颁奖,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把这个诗歌奖直接颁给了诗神,没有比这种颁奖更准确的了!自此,一个区域性的文学奖,也真的如其设奖人之最初理想主义的遥想,而成为了世界性的奖项,亦成了全球化文明的一个重大标志。
换言之,此一获奖事件不但改变了文学与文化的世界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文明史的整体进程。因为,东西方文化的角色亦藉此得以重新调整,并进一步激发了当时业已于欧洲文明世界渐渐弥漫开来,并出现了以斯宾格勒、凯瑟琳伯爵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怀疑论与没落论。获奖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直至1921年5月,诗人泰戈尔终于有机会到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在他那份迟到的诺贝尔奖的长篇答谢辞里,他充满深情地说到了那个著名的寂乡:
“在那里,我每个白日都在啜饮着这份欢乐。而在傍晚,日暮时分,我又经常一个人独坐着,望着林荫道的树木洒下了阴影,在那种静默中,我还可以清晰听到孩子们于空气中一直流荡不已的回声跖疣净。在我看来,这些喊声、歌声与欢笑的声音,就像那些高大的树木,它们是自地心中生长出来的,如同生命的喷泉一般,直指天空那无限的怀抱。它是一种象征,它鼓舞了我的思想与意志,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呼唤,——即从人类的心灵,到这个无垠的苍穹,把人的所有欢乐和愿望都一起表达了出来。”
并且,诗人还论及了这部《吉檀迦利》于寂乡的创作:
“在这种气氛与环境中,我完成了我的诗集Gitanjali,我在印度的天空布滿辉煌星子的中夜,常把这些歌唱给自己听。在晨光中,在午后的闲暇里,在日落时的暮色中,我曾一一地把它们写下,直至新一日的到来,我感到了彼种创造的冲动,我遇见了广大无边的世界的心灵。”

寂乡,即"Santiniketan",这个名字取自印度古奥义书中的祝福之语"Santi"(和平),亦有人袭其声音百悦天鹅湖,叫做"香缇"者,其实皆源出古时印度人的森林梦想。这种祝福与梦想,乃是古人从天地自然那里领受过来的生命启示:人,不是争竞的异族,而是互助的同类希瑞吧。加之人类个体先天的脆弱,无法孤独如兽,寂寞如神,在关系的隔绝当中,力量、智慧与慈悲,皆会萎靡不振,故启之以此种祝福,以谋求存在界的至大和谐。
这块充满田园风光的孟加拉僻静之地,原是诗人的父亲德本温德拉纳特·泰戈尔选中的,是“作为他的生命与神交流的适宜之所。”而复又作为永久性的馈赠,指定这个地方供给那些为沉思和祈祷而追求宁静和隐居的人们使用。如今已经被诗人办成了举世闻名的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这是由诗人泰戈尔于1901年开始造梦,直至1921年初步缔造完成的和平之乡。在那份答谢辞里,他明其初心:
“我决心创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令西方和东方的学生可以在彼处相会,分享着共同的精神盛宴。……把这所大学当做东西方文明的共同桥梁。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生命为之献策建言,作出贡献,让我们一起努力,使它富有生机,以代表这个世界永不可能分割开来的真实人性。”
几十年下来,它已经为印度培养出许多第一流的人才,譬如著名舞蹈家李·古塔米、共和国总理英迪拉·甘地、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等。
我们知道,泰戈尔虽是一个受人尊崇的婆罗门家族之后裔,但这个家族也曾因历史原因,与穆斯林有过一些瓜葛,故反而不被那些自诩尊贵的婆罗门家族看重,这或许倒成就了此家族的革命性基因。确实,它已在许多领域都证明了其杰出而不凡的智力秉赋,无论是哲学、艺术,还是宗教南鹏岛。在他们的家中,不仅洋溢着高雅的艺术教养,而且对于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吠陀精义深为敬重,那些经文与颂赞,也常常在他们家族的礼拜当中使用着,尤其是精神高迈,远愈尘间种种俗谛的《奥义书》圣典。
除了广受人们敬戴、被誉为“大仙”(Maharaj)的父亲德本温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近代新兴宗教社团“梵社”的第二任领袖之外,家族中傲视群雄的豪杰尚有不少,据印度的一位朋友告诉英国诗人叶芝:
“……好几代伟人,都从这个家族的摇篮里面诞生人世。今天,这个家族里面就有葛贡德拉纳特·泰戈尔(Gogonendranath Tagore)和阿班尼德拉纳特·泰戈尔(AbanindranathTagore),他们都是艺术家;而罗宾德拉纳特的兄长德维金德拉纳特(Dwijendranath Tagore)则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松鼠会从树枝间出来,爬到他的膝盖,小鸟们则会飞到他的手上栖息。”

时轮转换,甚是迅捷。记忆中的八月总是炎热的,加尔各答这个时候居然如此凉爽,这是我殊未料及的。夏日的芒果与椰果虽是我日常的必备美物,然风中吹动的气息,分明是南中国早秋的意味。此间八月份的西孟加拉,属天时中的雨季,落入我眼目中的一切,无不惊动了深心中最是恬静与和平的梦。这些时候,我除了与自然的诗心为伍之外,正可藉此,进驻圣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幽深的思想当中。
我便是在这样的时节,访问泰戈尔念兹在兹的教育与诗的圣地:加尔各答北郊的寂乡,与藏身葱郁林薮中的那个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柚子舍官网。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踏上"豪拉"这个火车站了。豪拉站(Howrah)边上的许多房子,尤其这个火车站广场刘大铭,至今还是英人初造的风格,想想一百年前铁路尚属罕物的旧时岁月,这种工程堪称硕大无朋,教人扬眉吐气。而英属印度的农产品诸如棉花、咖啡,还有需求与产量日益高涨的东方茶叶,藉之运往西南的海港,再转移至不列颠。就大英帝国而言,美国独立后的所有经济依赖,大体以印度为最,故成了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使得印度内陆的交通开始了蓬勃的发展,铁路网覆盖了各大城市,孟买、马德拉斯、贝拿勒斯、德里,还有原东印度公司的首善之区加尔各答。印度铁路线的总里数,远远超过了英法等欧洲的领主国家。光绪12年(1892年)的中国人刚刚看到铁路的好处,准备修建中国的铁路时,彼时的印度已经拥有了将近3万公里的铁路线。
如今,岁逝月移,令人惊诧的是,它们居然仍是一百年前的旧物,旧式的模样,旧式的设施,故不免破烂不堪,印度铁路局亦是印度体制腐败的重灾区烟花无限翻。如今的印度铁路已然成了人类交通史上的一大笑话:延误、开挂、缓慢,而且因历史原因,四种不等的殖民时代的轨道无法并轨,有些时候,稍长一段路,人们必须不断换乘。我想,这应是不思进取的文明之误,亦是早年欧洲人统治时留下最先进的时代地标终被坐吃山空的典型案例。
这次,我为了赶赴寂乡的国际大学,故搭乘豪拉通往波尔普尔(Bolpur)的第12337号列车。这是较好的选择了,无论是时间,还是车厢空调的品质。波尔普尔是去往寂乡的最后一站,保证了和平村的宁静。一百多公里,运行三个小时,若是不与中国大陆的动车速度相比较的话,在这里已属人们的首选了。
由于泰戈尔后半生超过四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这里早就闻名全球,成了世上无数热爱这位圣诗人的重要朝觐之地。包括几代的中国人,记住名字最深的,恐怕也是这个地方了。而且,这里的中国学院自1937年创建,今年也将迎来了它80周年的院庆。
1924年的春天,泰戈尔曾专程拜访过中国,诚然,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也都先后去过中国,惟只是与沉默的旅人一样,并不是一位恰当的文化信使。最后一个佛教徒带着佛陀的慈爱与和平信息去中国一事,更是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了。而泰戈尔确是想恢复两国的古老文化与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曾一直中断。可以说,自佛教衰落以来,印度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优秀而又声名显赫的文化大使。
泰戈尔自中国回来之后,便一直谋划在国际大学创建“中国学院”一事。此后复得民国政府资助,陆续邀请中国的学者访学、施教。湘人谭云山,是中国学院于1937年正式创立时的首任院长,至1968年退休,而诗人徐志摩、哲学家徐梵澄、画家徐悲鸿、佛门大德太虚上人、学者季羡林等,还有周恩来总理,都曾到访过此所著名的大学。
我这次赶赴这和平之乡,颇希望搭乘上这一个和平的祝福,以回给这个喧嚣与不安的世界。刚刚踏入了列车里的空调舱,我便遇见了泰戈尔的两张大幅照片,悬挂在火车的车厢里,似乎成了"泰戈尔专列"。而他目光中安定的气质,一如往常,一泓深水,静静地凝视,看着我们,看着这个世界。
我拜访了国际大学,也拜访了大学里面的“中国学院”,与院长阿维杰特(Avijit Banerjee)见面。从2011年9月份上任伊始,阿维杰特先生已经担任了将近8年的院长职位了。在他的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挂在墙上,由中国政府于2014年9月19日颁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的奖框,下方还挂着中国的吉祥物:一幅熊猫图。
另外,我也朝觐过泰戈尔诗歌中的灵感之源:库拜河(Kopai River)。彼时,我是在寂乡的暮色中拜访了这条河流的,一路上真是铺满了诗人诗歌中的音乐、色彩与韵律,我看到根须匝道的大班杨树(Banyan)树,遇见了安静的莲花湖,还与乡间漫步的牛羊陌路相逢,一直乘到了库拜河的桥上,“在库拜河之潺潺流动的河水当中,有着与我的诗歌类似的一种自然节律。”泰戈尔曾经这样深情回忆道。我也似乎被寂乡的这种无尽诗情触及了深心,如同亘古未去的残梦,教人欢喜,又教人辞穷。


这次在国际大学,最让我惊喜的则是,殊无心绪之准备,我居然便在大学院墙外面的一家旧书店里,品尝到了"如获至宝"的激动感觉。——我意外地遇见了那份特殊的《吉檀迦利》手稿之复本!
当然,我一直知道传说中有这样的一份手稿。
彼时,诗人泰戈尔正在抑郁与病痛的特殊岁月,起初,是自己的妻子劳瘁离世;然后,最是心爱的智慧超群的二女儿生了肺砥兵砺伍病,在十二岁幼龄早早夭亡;最后,连最小的儿子也因霍乱离开了他。怀着至亲的人相继离世而带来的深深沮丧和疲惫,复又出于一种百无聊赖的心境,他在东孟加拉帕德玛河畔的什拉依德赫养病期间,把自己在寂乡等地创作的三个孟加拉诗集《渡口》、《祭余》、《献歌》,以及发表在加尔各答城里的一些孟加拉语诗歌,抽出了一百来首,一一译成了英文,涂涂改改,形成了一个崭新的诗歌集子,后来他把这单个英文手稿本也取名为《献歌》(Gitanjali),嗣后,泰戈尔在寂乡消磨了一些时辰,便偕同自己的长子和儿媳,带着这唯一的一份手稿,于1912年5月27日出发,去了英国的伦敦。
甫至伦敦,他们一行投宿在伯乐姆斯布利旅馆里,就在这里,一件不幸事故的发生,几乎改变整个事件的进程。泰戈尔的儿子后来回忆道,他们提着父亲的一个书包,里面装着英文《吉檀迦利》的手稿和一些书信。在乘坐从查林卡洛斯到鲁塞尔广场的地铁时,他们把书包失落在车厢里了。翌日清晨,当泰戈尔向他们索取书包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的失误。万幸的是丁仕源,他们事后在“失物招领处”找回了它。于是,便拜访英国友人罗森斯坦。
在印度时,泰戈尔已经认识了英国画家威廉·罗森斯坦,他是自己的画家侄儿阿班尼德拉纳特·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1871-1951)的一位英国朋友,他知道罗森斯坦喜爱自己的诗歌,故抵达伦敦后,便直奔罗森斯坦的住处,把自己英译的这个诗集手稿交给了他。最后,带入了伦敦那些高级的文学精英的圈子。
“那天傍晚,”罗森斯坦写道,“我读了那些诗,感到这是一种崭新类型的诗,是神秘主义最高水平的伟大诗作。当我把那些诗歌给爱德鲁·布莱德雷看时,他同意我的观点:‘看来大城大事,一位伟大的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也通知了叶芝。起初,他并没有作积极回应,但当我再次写信给他时,他让我把一些诗作寄给他,他读了那些诗之后,也与我们一样的兴奋。他赶到了伦敦,仔细地阅读了全部的诗歌。”
据叶芝的回忆,这份手稿有一段时日,自己是随身携带的,他说道:
“这些诗歌的译稿,我随身携带了好一些日子,我在火车里面读它,在公共汽车中,或者餐馆里面读它。我时常不得不把它合上,以免陌生人看到我那种受感动的样子。这些抒情诗篇——据我那些印度的朋友告诉我,其孟加拉原文是充满了微妙的节奏,充满着任何别的语言无法翻译与传递的轻柔色彩,还充满着诗韵与格律的新发明。这些诗歌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境界。”
于是,藉着叶芝的推崇,更是在伦敦的文学圈子内,引发了爆炸一般的影响,人们似乎是相信了诗歌之神亲自化身降世了。熟悉诗稿的庞德说,诗篇中的“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崭新的希腊……当我向泰戈尔先生告辞时,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后来成为泰戈尔终生挚友的安德鲁斯这样记述他听到叶芝诵诗时的感受:“充满着这种朴素英语的回声的声浪,像孩童优美的声音,完全慑服了我。我在深夜里,在袒露的天空下,一直踯躅到东方之吐白。”总之,此等崇奉的消息,在英语世界里很快传扬开来。
最后,泰戈尔便被以诗人斯塔杰·穆尔(T.Sturge Moore)为首的"英联邦皇家文学学会"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推荐给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学院。
在一本旧式的书籍里,我看到过这封推荐信的内容,就是穆尔亲自写给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存档,信中如是说:
"主席先生,
作为英联邦皇家文学学会的成员,我荣幸地向你们推荐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他是我认为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最为合适的人选。
斯塔杰·穆尔。"
于是,我们所知道的后面的那些事情,便一一发生了。

彼时,拿到那个手稿不久,罗森斯坦便向英国的"印度学会"负责人建议,认为它们应该为泰戈尔出版这份手稿。而叶芝也同意了为该诗集制序一篇。这样,《献歌》英文本第一版的七百五十册就这样在伦敦问世,然而,仅二百五十册供市场销售与流通。故而又在罗森斯坦的坚持之下,麦克米伦公司再次出版了普及本,此事发生在1913年宣布诺贝尔奖金之前。
当时,为了出版一位不知名的且是异域如印度这等遥远的地方诗人的作品,无疑是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的,出版者必然要提出一些要求。然“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麦克米伦出版了罗宾德拉纳特的全部作品,出版商和诗人均沾溉获益。”为此,麦克米伦公司的业务得到了巨大的酬报,泰戈尔的系列作品,以及他的自传,还有后来他父亲的自传,亦由之在欧洲先后问世,备受欢迎。所以,当泰戈尔把《献歌》这一诗集,献给友人罗森斯坦的友谊,无疑是适宜的。
有意思的是,后来在英国和在印度,为数不少的评论家们却有些怀疑:从来未曾用英文创作或出版过任何著作的泰戈尔,其英语竟然会如此漂亮!他们便把《吉檀迦利》的成功,归因于英语诗人叶芝,认为在他把手稿藏于其身之际,或是重写了这些诗歌,或是进行了彻底的修改。这种猜测当时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
所以,那一个手稿,在我们看来非但甚是关键,复又如此神秘。而我,这次在寂乡,就在这个加尔各答的北郊,发现了这个旧迹斑斑的手稿印刷本。
我在那家旧书店出来时,起初还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泰戈尔诗歌手稿,直至我回至宾馆,一经打开,才真是喜出望外,我手中所拿着的,正是那个神秘手稿的原件复本。而且因里面一仍旧貌,几无修改,也再次证明了这个诗集确是诗人泰戈尔的原创无疑,颇印证了罗森斯坦的话:
"我知道,在印度有一种说法,认为《吉檀迦利》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叶芝,他改写了罗宾德拉纳特的英文本。可以很容易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英文和孟加拉文《吉檀迦利》的原始手稿都由我保存着。叶芝是作了一些修改,但主要的内容,均出自于罗宾德拉纳特的手笔。”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当年瑞典的"诺贝尔委员会"最后把这顶荣誉的桂冠,奖给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孟加拉诗人呢?那一年的文学奖之竞争其实非常激烈,获提名的主要作家有二十八人,其中有英国的名作家哈代(Thomas Hardy),西班牙的盖勒道(Benito Perez Galdos),有意大利,瑞士,丹麦,芬兰,瑞典,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国卓尔不群的杰出候选人。
皇家学会的成员斯塔杰·穆尔爵士虽然提出了最初的建议,然委员会的主席团还是不免有些犹疑,该《献歌》中,有多少是泰戈尔自己的创作,又有多少是以"作为古典印度诗歌的现代仿作"而存在,殊无把握。在191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瑞典诗人维恩·冯·海登斯坦写道:"正如选择歌德的诗歌,可以说服我们歌德的伟大,即使我们不熟悉他的其他作品。所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些诗歌,被泰戈尔写出,在这样一个夏天,它们到了我们的手中,而通过对它们的阅读,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了。"这也许是当时最有决定性的意见。据说,诺贝尔委员会中,是有一位学者通晓孟加拉文的,他阅读了孟加拉原文,深加激赏,甚至认为远胜英文译本的《吉檀迦利》。结果,在公正的审查时,以十三票中的十二票,肯定了泰戈尔的卓越成就,而荣膺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至于“Gitanjali”这个诗集名字,其意义为“献歌”(Song Offerings)。为什么命之以“歌”,而不是以“诗”呢?这一语意的关键,泰戈尔自己确实是有着很深的生命经验在里头,譬如,他曾如此提到自己在寂乡关于《吉檀迦利》一书的书写过程,说道:
"歌曲并不是为少年的心灵而特别创作的,而是一个诗人为自已的欢悦而写作。实际上,我的《吉檀迦利》所表达的诗歌大部分是在这儿写成的。当诗刚一写成,还是如鲜花初开的时节,我便把这些诗歌唱给孩子们听,他们聚在一起彩石溪,学唱这些诗歌。到了七月,在闲暇时分,在雨季即将来临的黄昏之际,在夜晚的月光沐浴下,孩子们就围坐在露天欢唱这些歌儿。"
我想,单就“歌”与“诗”的区别而论,以歌(song)命名,更属于人类的共同体,近乎永恒,如同显教;而以诗(poem)命名,则只是属于有教养有闲的阶层,行犹未远,如同密教。作为深谙存在界的万物同伦、人类一体的神秘经验的诗人,泰戈尔所追求的,正是彼种普遍的、永恒的、无限同情共感的生命精神,无论是就其文学,还是就其教育言,皆是如此。诗人叶芝曾把泰戈尔比作英国诗人乔叟与那些民间先辈,他们为自己的作品谱曲,流行于通都大邑、广远河海:
“随着时间的流逝,旅人们在大路上、舟子们在河岸边,他们皆会咏诵与歌唱着这些诗篇。恋人们在彼此等待的间隙,也会低首吟哦,并且会发现,这里面那种对上帝的爱是一个神奇的海湾,因为他们自己痛苦的激情居然可以沐浴其中,而重放青春的生气。在每一个时刻,这位诗人的心会向这些人打开,并且毫无自贬身价、折节下交之意,因为这些人会理解它;因为它的里面充满了他们自己的各种生活情境。”
正因如此,泰戈尔在孟加拉地区,甚至整个印度都是广受崇拜的,《吉檀迦利》里面的最初孟加拉形态的诗歌都是可以演唱的,然而现在,它居然以另外一种语言,即英语进行重新表达时王贼,居然依旧能够神足气圆、形神兼备,则实属不易。
而这一切成就的获得,除了诗人的卓越天资,诗人思想的深邃蕴藉外,我们或许不可忘记是寂乡这个田园与森林遍布的和平之地,它曾给予诗人的无数重要的灵感。
1941年5月,诗人病体衰微,只好告别了寂乡,告别他晚年最是苦心经营的印度国际大学,这传递世界和平与人类大同梦想的地方。几个月后,诗翁逝世,中国的哲人方东美先生曾有诗一首专门志念泰戈尔,他颇是敏锐地指出,泰戈尔所受的诗的天启,与寂乡的林薮蓊郁之自然环境关系甚密,故其诗云:
东方道种智,证得依林薮。
园丁新月夜,玄览净群有。
归神託性天,博大真人后。
灿烂死中生,发心狮子吼。
逝者全其天,荣名长不朽。
生人绵博爱,万古以为寿。

我们知道,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但是一位诗人,同时还是一位靠近精神圣域的社会行动家。在五天竺的漫游途中中国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我曾遇见过无数的人们,不分僧俗,对他一律充满敬意,甘地誉之为“圣师”实在并无夸张,允为当之而无愧。
在印度的文化里面,最完美的人一生都当致力于两个使命:第一、自我证悟;第二、服务社会。没有前者,后者是盲人;没有后者,前者是瘸子。就泰戈尔而论,所谓“自我证悟”,就是一位生命的歌者,即诗人泰戈尔的诞生;所谓“服务社会”,即社会与文化的行动者,或教育家泰戈尔的诞生韩熙庭。而后者,也正是有待于吾人去充分认识的。
此处,为了让广大读者对于《吉檀迦利》以及泰翁的诗歌与生命思想有一些较深入的了解,本译收录了几篇重要的附录,也附上一些不易见着的图片,还有当年各种各样的报章剪辑,从不同的语种与译本里面对该诗集的各种导论性质的精选摘录,希望能够给中国的读者一种对诗人,尤其是《吉檀迦利》(Gitanjali)有一种相对确切的认知与感觉,以明了它首次登上了人类文明的国际舞台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后续的影响。
此书得以译成,并最终出版问世,首先必须感谢近一百年以来,汉语译界几代译家的共同努力,使得《吉檀迦利》这一部诗集的用语,保持了罕见的纯粹与精神上的明亮,吟诵之间,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令人心神俱醉,迷恋至今,廿年以来,无日或忘。我是相信的,这些译家,他(她)们对于诗人泰戈尔皆有着发自深心最真实的喜爱,此自民国时候的陈独秀、郑振铎、冰心老人等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吴岩、白开元、林志豪等先生,作为诗性精神愚蒙得开的后来者,我理当向他们致意,感谢他们为泰戈尔的汉语转译工作代代相继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当然,我应该向为拙译制序的两位学者孙宜学教授、徐达斯先生表示感激之情。孙宜学教授是泰戈尔的中国知音,也是国内不多的一直在孜孜不倦劳作,并致力于为泰戈尔与中国的友谊进行深度史料挖掘的学者。凭我原先的粗浅了解,他是一位学者、一位优秀的译家,然而他还是一位诗人,这是我所意外的,也是我所深为惊喜的,故蒙他赐序,备感荣幸。徐达斯先生专攻史前文明,对古印度的文化和瑜伽哲学皆有独到而深入的理解,兼之学殖丰赡博洽、悟力远届天人,中西冶铸,梵道会通,我一向以为,他是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之后,可以承其余绪,并把印度精神说下去的中国学人。他为本诗集所写的序言独树一帜,以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巴克提(Bhakti)传统为此序文的背景与源流,溯清了泰戈尔诗篇里,彼种宗教精神之来路,此在汉语学界,道人之所未道,言人之所未言,其文堪称弘篇炬眼,愚深以为然,得此文增辉,更是深以为幸,。
最后,我必须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华迅、李猛等诸位编辑的细致劳动,而这一切又起于张杰兄长,令人感怀。因各种因缘所助,我与张杰兄相遇于京师,复又得殊胜良机,在印度时便得知,拙译有望在素有盛誉、钦慕已久的该出版社问世,心中欢喜。还有,我应该感谢那些在彼种特殊的黑夜里面,一直能够共感共情的诗人朋友、学者朋友、学生朋友们,感谢他(她)们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传播与流转这个译本。尤其是来加尔各答专程访我的由马菁带队的瑜伽学生们大唐文宗,她们是马菁、赵丽、王笑微、沈爱琴、陈维柯与杨真真。彼时,是杨真真的一句话勾起了我对泰戈尔的深层记忆,便有了译诗的冲动。赵丽还在渡河之后,留下了一段文字:
“天竺之行,前世今生。恒河之上,师徒共舟。传道解惑,欢欣之声。
宛在耳畔,挥别黄昏。心焉戚戚,人焉茫茫。云聚云散,福喜相随。”
当然张绍刚被打,我还愿意毕生铭志莫忘的定然是:印度加尔各答的那座位于恒河边上的精美神庙贝鲁尔(Belur Math)与辨喜大学之邀请;位于该城北郊寂乡的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之帮助。此文制成,勉强做了这样一份跋文,亦多少可以为这一部诗集的最后工作画上了一个久欠未赎的句号。


尚需说明的是,我个人虽对该诗集情有独钟,二十年的阅读史,堪是我第一最上心喜的诗歌集。然毕竟天赋所限,此新译之文字功力多有未逮,而泰翁所给出的精美妙义确实深不可测,这是最高的“诗的哲学”,它透过了生死难关,光辉熠熠。故即便黾勉自期,求译辞之博洽,然可商可议处必是不少,还望方家指正。此处,我想还是借用诗翁自己的话语来结束此篇后记,让诗歌的香气萦绕、舞动,令百年之后的我们,也是满心欢喜,满身清香:
“你是什么人,我的读者,百年之后读着我的诗?我无法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也不能从天边的云彩里赠你一片金色的云霞。
请打开门来四望吧。从你群花盛开的花园里,采集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在你心灵的欢乐里,愿你能够感觉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正把它欢乐的声音,传过了一百年的时光。”
闻中
丁酉年印度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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